“一国两制”助力中国制度现代化

更多精采内容请下载官方APP: 苹果(iPhone)安卓(Android)安卓国内下载(APK)

1123269772_15342637578361n.jpg

港澳与内地不断开创融合新格局 图源:新华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不断扩展现代化意义与层次的过程。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新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经济建设基础上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寻求“制度现代化”。制度上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合逻辑导向,也是巩固经济现代化既有成果并维护改革基本路径的必要保障。评估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现代化”与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共同构成了“制度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基本纲要与指南,并为十九大报告的宏观制度规划提供基础与支撑。

在这些系统化的制度改革进程中,“一国两制”继续承担着关键性的“制度引擎”作用。“一国两制”包含着中国坚定追求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及制度改革的决心与意志,只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客观约束,其中的实践重点与细节必须与时俱进,合理调整。“一国两制”浓缩和寄托着中国对现代化与制度改革的特定理解与期待。

“一国两制”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周期提出及发展,首先针对台湾问题而构想,但优先应用于港澳问题的解决。“一国两制”以现实主义和包容主义的宪制理性对待“一个中国”主权秩序下的不同治理体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地方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共存、竞争与融合作为整体制度现代化的基本法则。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现代化”以来,“一国两制”承担着探索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改革任务,在制度改革发展的基本要点上取得了重要进步:其一,将港澳治理明确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观与协调观,并指导进行一系列涉及港澳法治完善、居民身份建构及融合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改革;其二,更加坚定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与化解香港普选、本土、“港独”等政治冲突与运动挑战,进一步巩固了宪法与基本法在香港治理中的宪制基础性地位与权威;其三,突出了以宪法原则和方法对“一国两制”的整合,强调中央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在宪法秩序内的有机结合,更加积极承担中央对港澳发展的宪制性监督与决策责任;其四,从新一轮全球化及港澳居民国家认同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规划与安排,凸显了港澳在参与“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的独特优势、优先份额及共同责任;其五,通过2014年白皮书、2017年习近平香港讲话及十九大报告港澳专章,系统论述和规划“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发展策略和方向。

这表明,“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在经历回归后十五年侧重“经济现代化”的初期发展阶段之后,正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弥补和矫正在“制度现代化”层面的相对欠缺,进一步释放“一国两制”对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助推作用。在这一制度改革的新周期,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一国两制”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和实验意义。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辩证法下,“两制”不是截然对立及永久隔离的两种制度模式,而是可对话、可竞争、可融合的中国主权秩序内的制度元素。这种良性竞争与融合本身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接纳中国的双向影响与塑造过程,其结果不是单向的“内地香港化”或“香港内地化”,而是内地与香港共同走向制度更为完善、生活方式更为优良的更高历史存在。粤港澳大湾区因此有望成为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与全球治理实验的最佳样本,港澳制度与内地制度可以获得更为开阔与良性的竞争融合机制和演化空间。这种面向问题、面向改革、面向新全球化的大湾区制度实验与建构,不仅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制度现代化提供先导和样本,也为整个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就使得“一国两制”的历史使命超越了初期的经济层面而进展到制度层面。

但“一国两制”从未遗忘初衷初心,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台“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与方案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及邓小平系列论述中已有初步探索,但限于历史条件无法具体展开。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讲话中不仅权威确认了“九二共识”的完整内涵,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框架构想及通过民主政治协商程序予以推进的工作方法。这标志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开始正式落实于“制度”层面予以推进。台湾方案可从港澳模式尤其是回归以来二十年经验中获得直接而有益的启示,但台湾问题又有着超出港澳规模、影响力、时代性及国际政治复杂性的因素,从而需要因地制宜,量身打造,尤其需要台湾人民的政治协商参与和契约合意。“一国两制”本就不是一套固化制度模式,而是一种协调国内治理多元性与全球化关系的宪制科学方法论,对台适用将极大拓展和深化“一国两制”的宪制智慧和国际影响力。

总之,“一国两制”与改革开放相伴随,是改革开放与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和杠杆。今日在新时代重新思考和定位“一国两制”在港澳的独特优势、对台科学适用性,是中国制度现代化及民族复兴的关键性环节之一。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海外网智库作者)

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