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人与“自由”北大人对“创造力”的不同解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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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峰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该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题为《推动和捍卫自由》的演讲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张教授广征博引,引经据典,论证“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然而从站在科研一线、日夜拼搏的理工科人的角度看,科技创新的规律远不像张教授断言的“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线性、必然的逻辑关系那么简单,其罗列的数据,似乎也无法得到科学常识和世界科技发展史的佐证,值得商榷。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充满激情地说,“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张教授纵贯几千年,借古喻今,不仅表达对“中国体制”的不满,更是在鞭策即将走向社会的北大学子认识到“自由”的无比重要性,可谓用心良苦。张教授以“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作为演讲的结束语,明显是要人为地为北大年轻学子的心头刻上北大自由卫士的印记。

北大崇尚自由主义的学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作为一个著名学府也不失为一种办学风范。然而,一名经济学教授,仅凭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发明创造”出自认为亘古不变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并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试图强加给学生,更赤裸裸地威逼“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本身似乎就已经背离自由主义的精神。

北大什么反应,笔者寡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北大官方、北大主流民意,北大理科界对张教授“创造力”逻辑反馈的文章。作为一个毕业许久的“清华人”,斗胆冒昧地从理工科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关系

2017年2月15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17经济自由度指数》(201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香港连续23年登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位置,台湾自由度排名第11名。2016年美国媒体曾这样报道:《全球人类自由指数 香港夺冠 中国几乎垫底》,在这个自由指数排名中香港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台湾保持第14位,中国大陆排名第144名,垫底。

如果“经济自由度”是衡量一个经济体 “自由”程度的指标,那么依据张维迎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两岸三地的“创造力”势必与这个《经济自由度指数》有某种相关性。

  1. 科学创造和“自由”有多大关系

也许有人会分辩:那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的 排名,和张维迎说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深圳那些高科技企业,也不见得有多少“商业创造力”。那好,就让我们把商业创造力、企业家精神统统放到一边,回到大众心中更容易与“创造力”挂钩的科技发明上。

张教授认为,“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而且归罪于“中国体制”。那么中国香港、台湾的制度与内地/大陆不同,算不算“中国体制”?港台为何也没有什么重大发明?还是说,张教授认为港台有重大发明,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三地有目共睹的是,虽然按照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的算法,香港、台湾属于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逻辑上不存在“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的所谓“体制性障碍”,在张教授所指的过去“500多年”中,从1949年开始与大陆分治的这68年算起,所谓“最自由经济体”的港台,并没有如张教授所预期的,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为人类重大发明有所贡献。

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链条在西方眼中最自由的经济体身上发生了断裂。

莫非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17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中的,此“自由”,并非张教授言之凿凿的,彼“自由”?张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不适用中国香港、台湾?

其实每当论及绝对自由,世人第一个想到的必是比港台更自由的索马里,那里无政府,奢谈计划经济,完全没有“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性障碍,思想、言、行都可以自由的飞翔,按照张维迎教授的定律,索马里才应该是人类“创造力”的天堂乎?

  1. 中国经济学教育学不学习现代科技发展规律的常识?

张维迎称“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搞明白万有引力定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值得称道。然而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真正想搞明白现代科学创新的机理,不深入科学实践坐几年科研冷板凳,很难理解什么是科学“创造力”。

日前一篇有关核能的一项技术创新的报道《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CAP1400研发成功》,比较具体地反映出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什么。

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首先,要继承前人的技术积累,“我国引进消化吸收美国三代核电AP1000技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攀登得更高;

第二, 拥有相关的工业基础,产业链条,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全国200多家企事业单位、两万多名科研人员、长达九年的共同努力”;

第三, 巨额资金投入,“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

第四, 中国特色,公有制政府强大的配置资源、整合集成能力,“在国家能源局牵头组织、国家核电牵头实施下,包括上海电气、中国一重、东方电气、中核、中广核、中核建、三一重工、宝银、沈阳远大、江苏海狮等150余家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家国内知名高校;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30余家研究院所,近2万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均参与到CAP1400研发工作中”;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市场需求。

正是由于国家正确的产业政策和新中国建国以来拥有战略意义,不断延续的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公有制高效配置资源和政府强大集成能力,才有,像中国高铁一样,中国核电技术跨越式发展,并开始向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知识产权的核工业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核能市场拥有话语权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赶超直接或间接导致美国西屋核能技术受到空前挑战,波及经营领域,终于在东芝并购数年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1. 世上任何一国战略性科学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政府计划和举国之力

张维迎一贯反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恐怕不只是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的认知问题,而是经济学人对科学技术、对科学家缺乏真正的认识和尊重,远远超出学术之争,俨然一种意识形态高于科学的傲慢心态在作怪。

建议张维迎教授等那些认定重大发明都不是计划出来的、政府配置资源扼杀人类创造力的人去跟钱学森、“八六三”计划建议者那样的战略科学专家共同从事科研活动一段时间,体验科学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体会到苏联太空计划把人类第一次送入太空,美国阿波罗计划使得人类嫦娥奔月的神话变为现实的伟大意义,以及中国两弹一星计划彻底扭转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所发挥出的不可替代作用。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依靠举国家之力的科学探索还衍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发明创造,像高温陶瓷、隔热材料、气垫鞋、尿不湿、反渗透法纯净水循环过滤技术、彩超、条形码、笔记本电脑、微波炉等,都是惠及民生的重大发明。

一个科技外行,只有虚心学习,了解现代科技发展的全过程,才不至局限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苹果掉到牛顿脑袋上,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特例,就认定发现了科学发明的普遍规律,因而就认为所有重大发明都是靠自由的大脑灵光一现。

并由此信口开河地妖魔化计划经济,“人类所有重大发明没有一个是计划出来的”、“产业政策是计划经济的马甲”、“计划经济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落后是因为计划经济思维”等缺乏科学常识的所谓“主流经济学” 最时髦的观点。

通过阿波罗计划,美国建立和完善了庞大的航天工业和技术体系,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数据传输与通信、光学通信、高性能计算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遥科学、自动化加工、超高强度和耐高温材料、生物工程、医药与医学、深空测控、大推力运载火箭等。从阿波罗计划衍生出来的高新技术,在美国的军事和民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延伸、推广和二次开发,形成了一大批高科技工业群体,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发达国家大学里研究型教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写研究计划书,用以申请政府或非政府的研究基金。而科研基金都有强烈的计划性政策导向,而政府研究基金更加重视远离市场,少有回报,基础科学研究的扶持。作为曾留学海外著名学府的文科教授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科研周期,多少也应该有所耳闻吧。

  1. 科学发明的门槛越来越高

人类认识自然有一个逐步积累,从渐进到爆炸式增长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发明处于感性阶段,任何一项发明都有很大的偶然性,进步非常缓慢。随着工业革命以后科学理论的出现,人类认识自然开始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有了本质的飞跃。然而越往后科学发明的门槛会越高,越来越依靠知识的积累、人才储备和科研的投入,而非所谓“自由” , 以及大众创新等等口号所能企及。当今世界号称自由体制的国家多了去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强大的财力和政府扶持,几乎没有一个无论在高科技领域,或是基础科技领域有重大突破的。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在世界上都已经名列前茅。当欧洲、日本智能手机基本退出市场的时候,中国智能手机异军突起,已经形成中国、韩国、美国三国鼎立,瓜分当今世界最赚钱行业的局面。而所有这些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明智的产业政策和雄厚财力的扶持。

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除了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首趟列车外,大多数时间是被别人剥夺了发展的权力。1840年以后工业化加速的100多年,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掠夺走中国大量的财富,仅战争赔款一项,列强就从中国抢去高达16亿两白银,导致中国从政府到百姓被劫掠得一贫如洗,根本没有余钱和精力大规模办教育,储备人才,工业化,更别提大量的科研投入了。

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出现井喷式成长,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废除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更离不开中国政府从扫盲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入手、完善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以及在最初苏联大规模技术援助的基础上,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克服长期处在西方封锁、包围,恶劣地缘政治环境的外在困难,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初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教育和科研体系,以及包括核威慑能力的国防体系。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1840年以来被动挨打局面。

没有毛泽东时代普及基础教育、和那个时代培养的庞大的工程师、科学家队伍,没有基础工业的长期积淀,没有巨大的科研投入,思想再自由飞翔,其“创造力”充其量就是做梦娶媳妇那样肤浅的黄粱一梦。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人类进入知识爆炸阶段。如今仅中国一天的发明量,比工业革命前所有的累计发明数量还要多。

所谓“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这样的所谓统计数字被别有用心的拿来说事,充其量算是一种自我菲薄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并无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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